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 3 名美籍经济学家 Daron Acemoglu、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. Robinson 共同获奖，三人的研究提供外界了解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，以及穷国为什么穷的原因。

1967 年出生于土耳其的 Acemoglu1 拥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，在 1992 年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毕业后隔年获聘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，指导过 60 多名博士生，是美国国家科学院、土耳其科学院、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。此次获奖后，Acemoglu 成为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裔学者，也是首位获奖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。

Acemoglu 研究兴趣广泛，包括政治经济学、经济发展与增长、人力资本理论、增长理论、创新、搜索理论、网路经济学和学习，其中就涉及本次获奖主题，也就是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原因，例如政治制度差异、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多样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Acemoglu 是 AI 的「观望着」，并认为大规模投资 AI 的理由尚不明确且 AI 只能完成 5% 的工作。

Johnson 则在 1963 年于英国出生，在 1989 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，1996 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。他曾在 2000 年到 2001 年担任美国证交会 (SEC) 市场信息谘询委员会成员，在 2007 年到 2008 年亦曾任国际货币基金 (IMF) 首席经济学家跟研究部主任。

Johnson 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专家，长期关注危机的预防和缓解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发达国家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问题。

Johnson 还非常热衷于参与社会传播，是经济学学术网站 BaselineScenario.com 创办人之一，并担任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与《新共和》等媒体的撰稿人。

Acemoglu 跟 Johnson 获奖后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员名单增至十位，若以校友来看的话则有 13 位。

Robinson 则是三位获奖者中最年长的一位。他于 1982 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，1986 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，1993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他 000 自 2015 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，目前还担任芝加哥大学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。

Robinson 研究兴趣聚焦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国家，曾前往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、海地、刚果、奈及利亚、狮子山、南非、辛巴威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数据。

在此次获奖前，三位学者已经长期密切合作多年，他们对此次获奖问题的研究兴趣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。从他们三人合作的论文中可见一般，包括三人共同署名的《殖民地起源比较发展的实证研究》（2001）、《非洲的成功故事》（2001）以及《欧洲的崛起：大西洋贸易、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》（2005）等等。

他们三人于 2002 年共同完成的、发表于《经济学季刊》的论文《贫富的逆转——论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》，代表着他们此次获奖的核心思想框架，也是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一 (14 日) 公布的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的核心理论。

长期以来，地理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，例如气候温和的地区被认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。然而，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国家贫富的唯一原因，虽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，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。

他们认为，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——制度包括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。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，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。具体来说，包容性制度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，而掠夺性制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。

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殖民历史，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引入的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。 在一些地区，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，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; 而在另一些地区，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制度，导致了长期的贫困。

三位经济学家认为之所以为有这种差异，是因为在原本最贫穷和人口稀少的地方，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，但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，因为足够富裕，制度反而却更加掠夺性，对当地人口的繁荣促进作用较小。这种制度差异是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因此，他们呼吁，解决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制度，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，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合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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